2007-05-23 09:28
男女情爱，离别相思，是宋人婉约词的基本题材。这类作品，因成于封建文人之手，往往被今人视为士大夫阶层风流闲逸生活和腐朽没落感情的反映，而轻易予以否定或者贬低。 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思想感情的艺术体现。对于古代作品的思想内容，我们不能作机械狭隘的理解。就宋词而言，当时词人所写的、目前留存最多的，是婉约词。那些诞生于时代急剧政治风云中的豪放之作，大声镗鎝，横绝 六合，是那个时代的强音，不消说，理应给予高度评价；但婉约词中的精品，反映了那一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表现了人类特有的美好情感，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更何况，在中国古代，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诗文是正统的文学形式；词则一向被视 为“艳科”，所谓“诗庄而词媚”，这虽给词带来了题材较狭、意格不高的弱点，但从另一方面看，词理所当然地成了文人学士驰骋感情的园地，表露内心世界的工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较少道学气味。词体长于言情，婉约词那种委婉曲折、含蓄蕴藉的风格，能够曲尽人情 之美，很适合表现缠绵深长的男女情爱。对于婉约词中的爱情词，我们应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具体的分析，作出恰当的评价。 爱情词中有一小部分是抒写夫妻之情的作品。如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一首风格婉约的悼亡词，倾诉了对亡妻王弗生死不渝的爱情。爱妻已经物故十年，作者对她仍是魂牵梦萦，“年年肠断”，这种夫妻之情确是真挚深沉的。贺铸的《鹏鸪天》 “重过閶门万事非”一词，叹息“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使人想见其当年伉俪情笃，读来也极感人。对这类感情的抒写，因男女双方是合法的夫妻关系，我们自然会加以肯定。但是，涉及到描写婚姻关系之外的男女爱情， 问题似乎就不这么简单了。 写对情人的爱恋感情的作品，可举周邦彦《风流子》为例：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近清觞。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相见何妨！ 这首词，显然是思念所欢之作。可能这个女子本属意于周邦彦，两人感情甚笃，后来不知何故，陷身于富贵人家，致使作者发出了“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似路人”的悲叹。你看，作者只闻情人理丝簧之声，而不得见其人，一帏之隔，咫尺千里，于是思极欲梦，梦中又 不得见，便只好祈求天公：“天便教人，霎时相见何妨！”真是一往情深，全自肺腑流出，难怪前人评此词，谓“美成真深于情者”（沈谦《填词杂说》）。 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刘兰芝与焦仲卿、崔莺莺与张生、杜丽娘与柳梦梅、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因为这类爱情是合法夫妻之爱，或是争取成为合法夫妻之爱。它作为封建门第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对立物而存在，遭到封建家长的压制和摧残，因此表现这中间的矛盾斗争，具有明 显的反封建意义。那么，对于那种婚姻外的男女情爱，我们又应该怎样认识呢？ 我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关于男女性爱的著名论述，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问题的理论依据。他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 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而这种婚姻之外的男女性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与其情妇之爱。这里，恩格斯从人类性爱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的新的道德标准。我们以这样的标准来 读上引的周邦彦《风流子》，以及他的其他爱情词中所表现的对情人的入骨相思和依恋：“不恋单衾再三起。有谁知，为萧娘、书一纸？”（《夜游宫》）“怎奈向、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拜星月慢》），“当时相候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玉楼春》），“马 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少年游》），恐怕就不能给周邦彦加一顶“狎邪无行”的帽子而简单否定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男女情爱，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这种爱“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 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在封建社会，这种爱情关系是对建立在门第、财产等利害关系基础上的夫妻关系的一种冲击。中国古代上层妇女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过着差不多是幽居的生活，受到严格的监视，而她们的地位尊贵的丈夫却可以寻欢作乐，狎妓纳妾， 夫妻间很少有真正的爱情。因此，那些地位低微的词人以达官贵人的妻妾作为自己的情人，并将相互思恋之情形诸笔墨，发为词章，这在客观上无异是对上层社会的嘲讽和挑战。当然，在宋代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类爱情词没有象莎士比亚的戏剧、薄 迦丘的《十日谈》那样受到充分的重视。但在精神实质上，它们却是与反对禁欲主义、热烈争取爱的权利的人文主义精神相通的，应该肯定其历史地位。 还有一类是写词人与妓女私情的作品。这种感情，当然也是婚姻之外的爱情，但因妓女在社会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与上述一类男女情爱又有不同。宋代著名词人晏几道、柳永、秦观、姜夔等，都曾有过与妓女（包括歌妓）交往的经历，有的就因此被看成是冶荡狎邪的无行文 人。其实，我们读读他们那些写与妓女聚会之欢、分离之苦的词句，如晏几道的“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鹄天》），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 噎”（《雨霖铃》），“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过”（《定风波》），秦观的“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倖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满庭芳》），皆是以纯净之笔，写真挚之情。对这些被侮 辱与被损害的妇女，他们不抱调笑、猥亵的态度，有的是严肃和同情。南宋词人姜夔集中，有十九首怀人词，据夏承焘先生考证，多是怀念他二十余岁时在合肥相识的一位琵琶女的。如《踏莎行》：“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 管”，写情人入梦，但又念其离魂归去时，冷月千山，孤独无依，此景此情，竞何以堪！又如《鹧鸪天》：“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则写欢会难成，人已垂老，然而年年岁岁，两心相知。这两首都是感梦之作，离合肥情事 已一二十年，可见其感情是何等执着和专一！他确是把勾栏中人作为自己真诚爱恋的对象的。恩格斯说过，古希腊的艺妓是“超群出众”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宋代词人中，不少是下层官吏，甚至是布衣文人。他们 社会地位不高，容易和处身社会底层的妓女交往。特别当他们在政治上遭到挫折、被排斥于统治集团之外时，因饱尝世态炎凉，更需要在爱情上得到慰藉。地位的接近，志趣的融洽，也使妓女们因倾慕他们的才学而报以痴情。这种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同情基础 上的爱情关系，被恩格斯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他说：“而在奴隶的爱情关系以外，我们所遇到的爱情关系只是灭亡中的古代世界的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与同样也处在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艺妓，即异地妇女或被释放的女奴隶发生的关系。”显然恩格斯对此是抱肯定态度的。我们怎么能把词人们与妓女的交往一概看成“狎妓”，怎么能把歌咏这种真诚感情的词作一概斥为淫言媟语呢？ 评价宋代爱情词，我们还应当考虑时代的因素。宋代是理学盛行的时代，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在那时被看成是与自然规律一样天经地义的，二程就公开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摧残人性的“理”和顺应人性的“情”，本是互相对立的东西。在理学肆虐的 情况下，人性便受到压抑。那些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产生于宋代，以“情”来抗衡“理”（尽管是并不自觉的），应该说具有历史进步性。敢于抒写人的真实情感的词人，至少比一面伪善地高谈“道”、“理”，一面却大张声色之好的达官贵人，要胜过一筹。 然而，正确认识和评价宋代爱情词，并不是要宣扬爱情至上，无条件地讴歌所有涉及男女情爱的作品。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下两点： 一、男女关系作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必然要受人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制约。譬如，随着词人社会地位的升降，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往往也会发生变化。宋代上层统治阶级盛行蓄妓之风，在他们眼中，妓女是“物”而不是人，是玩物、摆设，她们的存在只是作为 遣情娱兴的游乐生活的点缀。权贵及其门客词人常有专事描写歌妓姿色、舞态的篇章，有的虽写相思，却纯属矫情，这类男欢女爱之作是不值得肯定的。如大官僚司马光有《西江月》一阕，杨慎《词品》将它与范仲淹《御街行》、韩琦《点绛唇》二词并称，谓“人非太上， 未免有情，当不以此纇其白璧”，其实，词中津津乐道的是：“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红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又如范成大也蓄养众多家妓，其中的小红，并未得到主人的特殊感情，但后来赠给了地位甚低的布衣文人姜夔，就被当作知心人看待，并写进 了《过垂虹桥》诗：“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可见两人的情投意合。 二、由于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男子地位优越于女子，因而即使是歌颂男女纯真爱情的优秀作品中也存在着一夫多妻制的阴影，这连《红楼梦》也在所不免。宋代婉约词人的某些篇章，站在男子对女子占有的立场上，流露出封建文人的低级趣味，这也是不必讳言的。如柳永 、秦观的笔下，便时有猥亵、色情的描写，豪放词人刘过，也写过咏美人足、美人指甲的庸俗之作，它如《浣溪沙》（赠妓徐楚楚）：“标格胜如张好好，情怀浓似薛琼琼”，同调：“骨细肌丰周昉画，肉多韵胜子瞻书”，都是格调卑下，“欣赏”多于爱恋的作品。男方既 仅悦于女方的外貌，女方就常难逃脱“以色事人，色衰爱弛”的悲惨命运。 文学是人学，应该表现人，表现人的丰富复杂的感情。恩格斯说：“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是“纯粹人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宋代爱情词尽管并未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现实，却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研 究。 |